霍巍：西藏考古发现与“高原丝绸之路”(9)

季羡林先生已经在文献中梳理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唐代经过吐蕃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他认为唐代包括之前的中外交流主要是中印，然后才是和中亚和西亚地区。季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认为，“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线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道路的和尚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有足够的例证可以说明。”不再绕大圈，不再走唐僧走过的过沙漠翻雪山很艰难的路线，而是穿过今天的青藏高原，直接进入尼泊尔，这就是唐蕃古道。在兰州附近不再向北方前进，而是向西南方向，经过了今天的吐蕃都城逻些（拉萨），沿雅鲁藏布江往南，今天的中尼公路也是这么走，但具体是从哪条道出去的，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

研究的转折是在1992年，在中尼边境吉隆县，霍巍教授团队发现了一通重要的唐碑，即《大唐天竺使之铭》。过去称为“使出铭”，现改为“使之铭”。发现的位置是在一个将藏语翻译成汉语叫马拉山口的地方，此唐碑铭刻于山口的岩壁上。发现的过程颇为有趣，经过多方探访，当地县委书记告诉霍巍在这个地方有汉字，碑刻影响到当地的水渠修建，马上要被毁掉。当霍巍教授带着自己的团队第二天赶到这里，发现碑刻上涂满了酥油，因刻有汉字，被当地藏民认为是神石。令人振奋的是，碑刻被考古队逐渐清洗干净后，出现了唯大唐显庆三年几个字，证明是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铭》共发现二百多个残字，下面部分已经剥落，为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所刻，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汉文碑铭，意义十分重大。碑刻所载建碑者为唐代官方使节王玄荣，荣为避讳，是王玄策所立。这处石刻字迹俊秀规整，为唐代初年开通的唐—吐蕃—天竺通道的唯一实物证据，赵超先生认为当时一定带有专门的写手和刻工。在此唐碑被发现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这条道路，也研究过王玄策有关事迹，如冯承钧翻译过法国学者列维对王玄策的研究，并从很多史书中将王玄策的有关事迹摘录出来。列维曾希望在印度找到王玄策的碑刻，可惜无果。《法苑珠林》一书曾收录过王玄策出使天竺的相关条目。王玄策与玄奘是同时代的人，曾写过一本《中天竺行记》，可惜此书后来没有流传下来，很多残章断句被《法苑珠林》收录，到了宋代，部分内容甚至被归入《大唐西域记》内。正史中记载王玄策贞观年间出使印度至少三次，公元658年出使走的是这条路，而且牵扯进了天竺的国内皇位更迭乱局，只身逃出，向泥婆罗和吐蕃求得救兵，平定叛乱，将叛臣押至长安，献俘阙下。吉隆唐碑的发现，第一次从考古实物材料上将古道走向，尤其是将显庆三年的出山口搞清楚了，意义非常重大。（图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