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朱元璋身世之谜 明朝史书是怎么写的(5)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后，就面临着在哪里建都的问题。都城的选择，一般都把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应天是他发展壮大的基地，此地龙蟠虎踞，形势险要，而且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经济条件十分优越，但它的地理位置偏于东南，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是个很大的缺陷。加上历史上在此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又都是短命王朝，朱元璋也认为很不吉利。所以他迟迟未能拿定主意，是否就在这里定都。
 

    不久，徐达率领北伐大军攻占山东、河南，大臣都说“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是宋朝故都，劝朱元璋在那里定都。朱元璋随后亲到汴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并与徐达商讨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顺便对这个城市做一番考察。考察结果，他觉得开封地处中原，“四方朝贡，道里均适”，决定在此建都，但又感到这个城市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度。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就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占大都。到第二年八月，明军又次第攻克山西、陕西等地，将北方地区纳入版图。随着形势的变化，建都的地点是否要进行调整呢？朱元璋召集臣僚进行讨论。多数大臣鉴于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定都长安、洛阳、开封和北平（今北京）等几种方案。朱元璋听完各种意见后，说：“所言皆善，惟时不同耳。”（《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认为大臣们的话虽然都有道理，却不适应当前形势。长安、洛阳、开封虽系周、秦、汉、魏、唐、宋诸朝的故都，但明朝刚刚建国，民力未苏，如果在那些地方建都，供给力役都要依赖江南，势必加重江南人民的负担；北平虽有元朝的宫室可以利用，但如定为都城，仍需进行一番改造修建，还是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因此，他另外提出一个在南京和他家乡凤阳建都的方案，说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势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为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凤阳“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之不足（《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八十）。朱元璋征求臣僚的意见，李善长等一大批淮西勋贵自然都表示赞同。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在凤阳营建中都。
 

    朱元璋的这道诏令只提到定都南京和中都，没有提到开封，但也没有取消开封作为北京的地位，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3个都城并立的局势。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中都。当礼部尚书陶凯向他请示，询问3个都城有3个城隍神主，将来合祀，以哪个神主为首？他回答说，现在以我所在都城即南京神主为首，“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事实上，他是准备在中都建成后，把都城迁去，在家乡长久居住的。正如他后来在《龙兴寺碑》里所说的：“洪武初，欲以（凤凰）山前为京师，定鼎四方”。（袁文新：《凤阳新书》卷八）其实，凤阳并不具备建都的经济、地理条件。在起义初期，当郭子兴准备在滁州称王时，朱元璋曾出面劝阻：“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凤阳也不比滁州好到哪儿去，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形势曼衍，无险可据，加上土地贫瘠，商贾不集，也不是理想的定都之地。朱元璋之所以要在家乡建都，实出于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同所有古代社会的农民一样，具有强烈的安土重迁和乡土、宗族观念。在击灭张士诚之前，濠州一度为张士诚的部将所占，他曾发出“我有国无家可乎”（《明史》卷一三○，《韩政传》的慨叹）。起义期间，他主要依靠同自己有乡里、宗族关系的淮西将臣打天下。明朝建立后，他不仅给予淮西将臣大量封赏，使之成为王朝的新贵，而且想把家乡建成都城，和这帮淮西勋贵一道衣锦还乡，齐心协力，共同巩固明朝的统治，以共享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