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 曾有弑父之心(2)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段话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历史、忠于事实的一种可贵品质，还是恰好相反，将其视为有损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历史的行为？

　　很遗憾，在绝大多数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为后者。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安社稷、利万民”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叔牙”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万民”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