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选择李鸿章(2)

但细品起来，李鸿章做人远不如他的才华，甚至可以用不那么磊落来描述，典型的实用主义加马基雅维利主义。例如，在李元度事件的处理上，表现的才华横溢太过了。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很久，领兵驻防徽州，遇到太平军李侍贤部进攻时，曾国藩严令李元度坚壁自守，绝不能轻易出战。但李元度没有遵照曾国藩的指令而擅自出城接仗，一触即溃，导致曾国藩的安徽祁门大营的门户徽州失守。关键的问题是，李元度失利后长期游走于浙赣边境，许久不归。更可恨的是，后虽回祁门，不久又擅离职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难耐，决定上奏朝廷劾之，建议严厉处罚以正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来天经地义，但部下反对。李鸿章更是坚决反对，坚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果决地回答：“我自属稿”。李鸿章竟然要挟：“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掷地有声地说：“听君之便”。李鸿章由此与曾国藩红脸离开祁门大营。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李鸿章精明过分了？因为，在安徽祁门，条件艰苦，他内心里早就不想呆下去了，可又不能一走了之，否则将为天下人耻笑。而李元度事件的处理，既表明了他为部下的一时失利免于严惩而不惜与老师翻脸，从而体现了他的侠肝义胆，又为他暂时离开祁门艰苦之地、以后条件变好如果需要还能回到曾国藩身边留下转圜余地。若以别的理由和方式离开曾国藩，就很难再回来了。这种处理方式简直天衣无缝，这个理由显得很高大上，而且说起来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既不是为己，又避免了当时舆论的批评。才华确实高出常人太多，但磊落程度确实不高。这件事与曾国藩不立即奉君命北上勤王相比，没有可比性，因为曾国藩当时是以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安庆战局为主要出发点而不是自己的私利。

李鸿章离开祁门后，二人真切体会到对方的重要性，在胡林翼、郭嵩焘（为曾、李二人的共同好友）的“调解”下，师生二人冰释前嫌。正如李鸿章所料，一年后曾国藩邀请李鸿章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李鸿章的才华，但更表明了曾国藩的胸怀宽广和无私。

因为曾国藩与彭玉麟都有圣人情结，绝不会做这种不那么磊落的事情，且做事以稳妥为要，曾国藩当时深刻洞察到了他创立的湘军已经开始暮气沉沉，这种状况他和彭玉麟都无力改变，所以他胸怀宽广，用人所长，不计前嫌，毅然选择李鸿章。事实证明，这是李鸿章创立淮军取代湘军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晚清淮军在剿灭捻军、维持晚清的回光返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后来没有继续按照曾国藩原先的思路继续发展事业，恰恰保证了曾国藩开创的事业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