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后权力结构不稳固(4)

　　况且更为复杂的是，权力架构中又平添了叔嫂共治的新剧情。肃党“崩塌式倒台”的最大赢家非恭王莫属，新一届军机处班子皆是其亲信，改革派暂居优势。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万千恩宠于一身。两宫先是打破祖制，封其为议政王。又任命其出任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时隔一周，两宫又以幼帝名义，赐给恭王世袭罔替“亲王”爵位，亦是违背常例之举。两宫如此重赏恭王，本意无非望其感谢天恩，忠心辅佐小皇帝。然而这却恰恰使得本已错位的权力格局愈发倒置。须知，作为一国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顺，太后垂帘即意味着两位本无资格染指股份的妇人却替小皇帝暂代控股大权，而权势煊赫的恭王作为大股东，其距离御座实际仅一步之遥，难保无丝毫非分之念。说穿了，彼时的情形是：该控股的人没有控股，不该控股的人却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于是此等犬牙交错的态势，注定了叔嫂之间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排位赛”，来最终确立各自在最高权力结构中的序列与地位。因而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罢黜恭亲王”事件，标志着慈禧最终将控股权牢牢攥在手心。以往世人多把此事件归因于慈禧强烈的权力欲望，似略显偏颇，若制度设计上不出现最高权力格局的严重错位，西太后亦无法借此漏洞揽权。故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不稳固的权力构架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是，慈禧此种稍带情绪化的打压恭王的手法，将东宫慈安推到了恭王一边。硝烟尚难散尽，政争远未结束。

　　“远忧”：改革缺乏顶层设计

　　蒋廷黻曾用“三种教训”的说法来概括洋务新政启动的缘由。第一，恭王及其改革派人士“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第二，他们“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交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原来“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故恭王诸人决心“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新政就此推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