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帝王断独朝纲皇权高于明朝

对清代政治的一点概括性意见
吴钩

抢了朱氏江山的满清开国帝王，却对朱元璋推崇备至——也许独裁者总是心意相通的吧。顺治曾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一个叫做陈名夏的降臣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告诉他：“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清史稿•本纪五》）这也就不难理解清要因袭明制了。

当然清廷对明制又有所改造，在保留内阁的同时，将大学士品秩提至一品，授予内阁“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的名义（《清史稿•职官志》），看起来内阁有点宰相机构的模样了。事实上当然不是，乾隆就很不高兴臣工将内阁学士称为“相国”，特别澄清道：“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清代帝王又先后设立南书房与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原来属于内阁的权力实际上已转移到军机处。但军机处同样不是宰相机构，而是不配置府衙、也不设正式职官的皇权附庸，清末的御史张瑞荫说得很清楚，“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御史张瑞荫奏军机处关系君权不可裁并折》）。

清代通过对明制的改造，将皇权专制政体推到新的高峰。我们来对比一下：

一、明代的皇位继承，需遵循礼法，朱棣夺了他侄儿的皇位，命方孝孺草拟诏书，孝孺拒不草诏，投笔于地，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认为他当皇帝是“朕家事耳”，但这一“家天下”的论调，明儒是不予承认的（《明史•方孝孺传》）。清代的皇帝却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实质就是将“国本”当成了皇室的私器，既不受礼法约束，也不容大臣置喙。

二、明代尽管皇权高度集中，毕竟还保留若干具有约束皇权性质的制度，如六科给事中尚有“科参”之权，即皇帝诏书必下六科，给事中如持反对意见，可以驳回；清代虽设给事中，但对朝廷诏旨，已无权封驳。又如，明代尚有“廷推”之制，即中央高官与地方大僚的人选，由廷议会推。部院属官与府县正佐则由吏部择人任命；清代的用人大权，则全归皇帝，已无所谓“廷推”，六部的权力也大不如明代，“名为吏部，但司掣签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1]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

我们知道，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君主如果断独朝纲，将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反常，但在清代，却是理所当然的，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蒋良骐、王先谦《康熙朝东华录》卷九一）乾隆也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乾隆朝东华录》卷二八）因为看到宋儒程颐有“天下治乱系宰相”之语，乾隆耿耿于怀，特别作了批注：“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联系朱元璋对孟子的咬牙切齿、雍正对欧阳修《朋党论》的御笔批判，可以看出，专制君主与儒家理想之间的内在冲突，有如世仇、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