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前世今生：青帮的前身是水手行帮(5)

道光年间，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因应这一地下市场之需，漕运线上出现了一种叫做“青皮党”的盐枭集团，或盘踞于码头，或跟随船帮上下，专为水手行帮散销私盐。江苏淮安府的安东、清河一带，又有罗教游民“私结党羽”，自号“安清道友”，专在淮河、运河上走私货物、贩卖私盐，有时甚至冒充兵勇，以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劫民财，名曰“站码头”。其后，“安清道友”与“青皮党”“引类呼朋，恃众把持”，融为一体。这“安清道友”便是青帮的雏形之一，也是“青帮”名称的由来。

咸丰三年（1853年），南漕完全停止河运，改为海运，数以十万计的漕运水手、舵工、纤夫突然失业，沦为游民，虽然部分水手获得朝廷给资遣散，或被招募为水勇，但绝大多数人是一下子“无可仰食”。这支庞大的失业水手队伍，流落在长江中下游，涌向旱地码头，并利用原来的帮会资源与走私渠道，跟当地“青皮党”相融合，以贩卖私盐为主业，同时兼营赌博、绑架、抢劫等暴力业务。

在水手行帮与私盐走私集团合流、完成黑帮化转型之后，一部分帮中头目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也加入了帮中。光绪二年五月廿四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居然有“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它“水手行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就正式称之为“青帮”吧。

青帮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字辈，字辈是区分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父对徒弟具有家长制的绝对权威；青帮还发展出一整套完备的帮规体系，包括“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订了复杂的仪式体系，开香堂收徒、执行家法等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加入了青帮，相当于同上一条船，按帮规要求，大伙应该“同参互助”、“患难相扶”。

上海开埠后，大批青帮中人前往沪上“打天下”。这个租界割据、社会控制乏力、地下经济（以黄赌毒为主）泛滥、龙蛇混杂的都市，给青帮势力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会秩序的隐秘力量。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海滩王旗变换，新政权以雷霆万钧之力接管上海社会，原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势力才迅速土崩瓦解。昔日不可一世的黑帮大佬黄金荣，在新时代成了蝼蚁一只，不得不拖着老迈之躯，到“大世界”门口打扫卫生。

结语

回顾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进史，可以说，清政府在无意中充当了推手与孵化器的角色。

社会这个大空间，要么由国家权力全盘接管，但如此一来，社会必如一潭死水，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么由社会自组织充分自治，而优良的社会治理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

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畸变了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隐权力，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以业缘为纽带的行会商会、以地缘相联结的同乡会馆，都获得了相当成熟的发育，而且政府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与自治权力。然而，对于游民群体的组织化，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这不会是偶然的社会现象。

其政治性的原因，在前文引述的乾隆上谕中，已透露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打算管顾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原不必官为筹划”；那么好吧，水手们不指望官府眷顾了，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吧，官府也坚决不同意，“游手好事之人，群居一处，必至滋生事端”，不彻底查禁怎么行？可笑后世青帮却编了一个“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爷“钦赐”家法棒的秘史，拼命跟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作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

问题是，朝廷可以毁掉水手自组织的外壳——庵堂，却无法消灭水手们对组织化的需求。自组织的一个外壳被铲除了，另一种形式的外壳又会偷偷生长出来；你看，庵堂刚被拆毁，老堂船就出现了。事实上，朝廷拒绝在陆地上给水手们留一处遮风挡雨的庵堂或公所，等于是将这个庞大群体驱赶入茫茫江河，放逐到官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就好比是将一只你非常讨厌的蛋，扔到一个你看不见、却有着孵化温度的地方。所以说，水手行帮踏上秘密结社的老堂船、走上“权力化”的路子，首先要“归功”于朝廷的驱逐之力。